“黑救护车”团伙垄断10年,打手、调度、假护士,一个不缺
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一个专门提供院后转运业务的“黑救护车”团伙悄然运转了10年。
从重症监护室开始,患者和家属就被团伙内揽生意的成员盯上了。他们会发送广告小卡片,留下“黑救护车”的联系方式,还会收集患者的出院信息,随时向团伙内的排班、调度人员通报。而团伙外的正规救护车,都被他们的打手、与他们勾结的医院保安挡在了医院的大门外。
从该团伙的账册来看,仅半年,一辆“黑救护车”就赚了47万元。
▲被警方扣押的黑救护车。新京报记者李英强 摄
5月1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南岗区分局打掉了这个“黑救护车”团伙,23名犯罪嫌疑人被刑拘。但这样的团伙在哈尔滨不止一个,仅一个半月之后,南岗区分局又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附近打掉了另一个类似团伙。
个案牵出黑救护车团伙
陪老伴到哈尔滨看病的黑龙江讷河人赵洪军,从没想过老伴会死在院后转运的救护车上。
那是2018年5月底,赵洪军的老伴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下称“哈医大一院”)的重症监护室内病危,赵洪军等家属决定放弃治疗。按照当地风俗,快要离世的人最好能够回家,与亲人们见上最后一面。
讷河距离哈尔滨400余公里,老伴要想回家,必须找一辆能拉重症病人的救护车。早在陪妻子住院时,赵洪军就收到过许多“救护车转运服务”的小广告卡片,正面写着“哈尔滨康顺救护服务中心,全国各地病人护送”和联系手机号,背面载明可接送长途、短途患者出院转院,吸痰机、氧气、担架、呼吸囊、呼吸机等急救设施齐全,需要的话,还能增加医护人员特护。
赵洪军拨打了卡片上的电话,被告知送人到讷河需要5000元,如果病人在车上离世,还得再加5000元。他觉得太贵,从老家讷河找了一辆救护车,谈妥价格4000元。
▲“黑救护车”团伙向患者及家属发放的广告卡片。新京报记者 李英强 摄
第二天,老伴被人用担架从重症监护室转到了从讷河开来的救护车上,赵洪军和两名家人陪着。就在救护车即将驶出哈医大一院大门时,医院保安把车子拦下了。
赵洪军曾向警方回忆,当时,十余名社会人员围上来起哄,还有人警告救护车,“以后别来这地盘,别跟我们抢饭碗”,哈医大一院的保安也隔着铁门帮腔。看到这样的场面,一名家属情绪激动,从救护车上下来,爬过伸缩铁门与保安发生了肢体冲突。就在这时,赵洪军的老伴不幸在车上过世了。
警方调查发现,保安、社会人员阻拦救护车是因为家属事先拨打过小广告上的转运电话,却因为没谈拢价格,又从外面找了救护车。警方由此分析,哈医大一院的患者转运市场极有可能被小广告上的团伙垄断。
2019年5月1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南岗区分局一举端掉了这个盘踞在哈医大一院的黑救护车团伙,张小滨、于忠利、迟凤鸣等2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强迫交易罪被刑事拘留。
最多时,曾有20辆“黑救护车”
据专案组民警陈超介绍,该团伙的首要成员是张小滨,绰号“老三”。
“最多的时候,这个团伙有20辆黑救护车,8辆有呼吸机,16辆有担架床,可以跑长途。到今年5月时,我们扣押的涉案车辆一共13辆,多数为个人私自改装的黑救护车。”陈超说。
▲“黑救护车”内配置了心电监护仪等诊疗设备。新京报记者 李英强 摄
6月25日,记者见到了警方扣押的涉案车辆,车身或印有医疗机构的红十字标志、或印有蛇杖标志,车内有担架床、氧气瓶、心电监护仪、呼吸机等医疗设备,车上还装有救护警灯。陈超说,这些救护警灯、警报装置都是团伙成员从网上、黑市上购置的。
揽活的、打手、调度员,一个不缺
警方调取的证据显示,2009年,张小滨注册了哈尔滨康顺救护服务中心,专做哈医大一院的院后转运生意。一伙人还在医院门前的铁岭街73号租下了一套单元房,作为临时办公场所。不过该公司由于未按时年检,2016年被工商部门注销。
公司内部的人员分工非常明确。据陈超介绍,平日里,团伙成员马某负责在医院各科室、病房发放救护车小广告;在重症监护室旁卖寿衣、日杂用品的邓某,能够第一时间获得患者家属需要转运的消息,因此主要负责招揽生意并与家属对接;张小滨的表哥赵某会从邓某处接收转运需求,并对“黑救护车”进行排班,调度车辆。
此外,团伙成员于忠利等人的主要工作为对付外来救护车,对他们恐吓、打砸。如果他们把人打伤了或者被人打伤了,张小滨就会出面沟通,赔钱平事。
6月26日,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的救护车驾驶员王守富向记者回忆,2017年时,他受患者家属委托前往哈医大一院接患者出院。当时,王守富的救护车刚到住院部楼下,就被一伙8人围住并警告“外来救护车只能往里送人,不能接人”。
▲“黑救护车”团伙的组织架构图。哈尔滨市公安局南岗区分局供图
为了占据哈医大一院,从2016年开始,医院保卫部副部长迟凤鸣、干事寇世洪出资买了两辆车,也被拉进了张小滨的院后转运队伍。
迟凤鸣、寇世洪主要负责把守医院大门,将外来的院后转运救护车拒之门外。作为回报,他们的车辆不用向张小滨交管理费就能拉活,还能被调度人员分到“好活”。
陈超说,警方抓获于忠利时搜出了一个记账本,记录着其名下一辆“黑救护车”的经营情况,仅2017年上半年就收入47万元。
“坐地起价”
团伙成员宿诚说,该团伙转运的患者,一般都是与医院签订了放弃治疗协议的人,“因为这样即使患者在转运途中死亡,我们也不用承担风险。”
尽管如此,患者或家属有时仍需医护人员随车同行,为了解决这部分需求,张小滨的团伙可以提供相应服务。“如有家属需要随车医生和护士,每公里要再加收2元钱。”宿诚说。
陈超介绍,警方向本案被害人取证时发现,有患者曾在转运途中死亡。出现这种情况时,张小滨团伙的黑救护车会立刻停车,坐地加价,一般都会在谈好的转运价格上翻一番。比如最初谈好收费4000元,患者死亡后又加收4000元,“他们说,我们是救护车,不是灵车。”陈超说,类似的情况,警方现已发现三起。
▲6月25日,曾被“黑救护车”团伙垄断转运业务的哈医大一院。新京报记者 李英强 摄
院后转运供需不平衡
在哈尔滨,类似的“黑救护车”垄断院后转运业务并非个案。
6月15日,南岗区公安分局又打掉了盘踞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下称“哈医大三院”)的“黑救护车”团伙。
▲6月26日,哈医大三院。
在全国其他地方,医疗机构的院后转运同样存在供需矛盾。2014年2月,国家原卫计委曾出台《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但院后转运管理仍为空白。
对此,2018年12月10日,国家卫健委在国务院官网回复网民留言时表示,正在研究制定非急救患者转运的相关规范性文件、准入标准,明确非急救患者转运服务范围,同时鼓励各地对非急救转运工作开展积极探索。
编辑:单镜宇 责任编辑:文燕
来源:新京报